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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2003—2014年中国制造业细分行业的面板数据，检验了IFDI与OFDI之间的互动效应，并分析了双向FDI对全球价值链嵌入程度的影响以及由行业全要素生产率提高引发的双向FDI质量的变化对于全球价值链嵌入程度的调节效应。研究结果表明：IFDI与OFDI之间存在显著互动效应；双向FDI在“量”上的增加对全球价值链嵌入程度存在抑制效应，但行业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可以促使双向FDI发生“质”的进步，从而对提高全球价值链嵌入程度产生促进效应。同时，将双向FDI对全球价值链嵌入程度的影响效应进行了行业扩展分析和国家扩展分析，就低技术密集型行业而言，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对于资本单向与双向国际流动对全球价值链嵌入程度的影响起到了显著的正向调节作用,而发达国家双向FDI互动的协调发展更加有利于增加全要素生产率对全球价值链嵌入程度的促进效应。
近年来，随着中拉贸易的快速发展，贸易摩擦也逐渐成为中拉经贸关系中的常态性问题之一，而其中文化的影响日趋突出。以文化距离为切入点，基于中国与拉美18个国家2013—2020年的贸易数据，在引入Hofstede国家文化维度数据的基础上，研究文化距离对中拉贸易的影响。研究发现：文化距离总体上抑制了中拉的贸易；基于经济发展水平的角度，相较于中高等收入国家，中等收入国家文化距离对中拉贸易的抑制效应更加明显；基于文化距离细分维度的角度，男子主义和不确定性规避程度将有助于中拉贸易，而权利距离、个人主义、长期导向和放纵程度会对中拉贸易产生削弱作用。鉴于此，本文建议在推进中拉贸易的过程中应重视文化距离的贸易效应，并根据特定文化维度的贸易效应采取针对性措施。
建立在农业可持续发展基础上的休闲农业与乡村旅游能否有效反哺农业的高质高效发展，是检视发展休闲农业与乡村旅游实际成效的重要方面。将全国休闲农业与乡村旅游示范县评选活动视作一项“准自然实验”，利用2005—2017年全国县域单元的面板数据，采用多时点双重差分方法，从劳动生产率的视角实证检验了农旅融合对农业发展的反哺效应及其中间机制。研究发现，推进农旅融合能够显著促进农业劳动生产率的提高进而有效反哺农业发展，且这种反哺效应随着时间的推移逐渐显现并趋于增强。相比而言，地处北方和平原地区的县域，以及本地农业规模较大、地区农旅融合整体水平较高的县域，推进农旅融合对于农业发展的反哺作用更大。机制分析结果表明，农旅融合能够改变农业部门的要素禀赋结构，加速农业剩余劳动力的跨部门转移，带动资本、技术和服务等要素积累不断深化，进而促进农业生产方式现代化，最终实现农业劳动生产率提升。相关部门应梳理形成农旅融合的一般性规律与多样化经验，有序扩大示范县建设范围，紧紧抓住要素这个“牛鼻子”，积极探索农旅融合反哺农业发展的多维路径，建立健全城乡要素禀赋双向流动体系。
农业社会化服务是转变农业发展方式、提高农业效率的基本路径，也是近年农地种植结构调整及其“趋粮化”的重要诱因。本文以2010—2019年中国31个省市自治区为样本，探究农业社会化服务与农地“趋粮化”之间的作用机制、以及不同粮食产销区之间的差异。在运用熵值法测算农业社会化服务的基础上，结合固定效应回归模型与面板门槛回归模型，探究了农业社会化服务对农地“趋粮化”的影响。结果表明：（1）农业社会化服务对农地“趋粮化”具有正向影响，且存在以农业社会化服务为门槛变量的单一门槛值，两者之间的正向关系在跨过门槛值之后有所减弱。（2）分区域来看，第一，粮食主产区的农业社会化服务对于农地“趋粮化”的影响存在单一门槛值，跨过门槛值时，对农地“趋粮化”影响由负向影响转为正向影响；第二，粮食产销平衡区不存在单一门槛值；第三，粮食主销区的农业社会化服务对农地“趋粮化”影响存在单一门槛值，两者之间的负向关系在跨过门槛值后有显著的改善。因此，在推进农业社会化服务发展中应实行差异化的对策，在低门槛值的粮食产销平衡区，促进粮食产销平衡区农业社会化服务发展推广；在无门槛值且经济较为发达的粮食主销区，加大对农业社会化服务发展的资金与政策支持力度；在高门槛值的粮食主产区，推动农业社会化服务高质量发展。
促进经济增长的益贫性，是实现共同富裕的重要举措。基于2011—2019年中国省域面板数据以及北京大学数字普惠金融指数，选用2SLS估计方法，考察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对益贫式增长的影响。研究发现：第一，数字普惠金融发展能够显著推动经济增长的益贫性，并且该结论通过了一系列的稳健性检验。第二，分维度检验结果表明，数字普惠金融的覆盖广度、使用深度和数字化程度均能够实现益贫式增长。第三，空间异质性检验表明，对于经济发展水平相对较低、经济运行效率相对较低的地区，数字普惠金融发展的益贫式增长效应更强。第四，调节效应检验表明，数字普惠金融的益贫式增长效应会随着金融发展水平的提高而增强。第五，中介效应检验表明，数字普惠金融会通过提升科技创新、城市化率和创业精神而显著促进益贫式增长。因此，在新发展阶段，推动共同富裕需要充分发挥数字普惠金融的经济增长益贫性效应，尤其是要大力发展经济发展水平相对较低和经济运行效率较低地区的数字普惠金融。
推进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是摆脱“三农”领域长期面临的金融排斥困境的有效路径之一，是实现中国农业高质量发展的内在要求。选取2011—2019年中国省际面板数据，先从“增量—提质—提效”三大维度构建农业高质量发展评价体系，并运用熵值法进行测度，再采用系统GMM、中介模型和面板门槛模型探究数字普惠金融对农业高质量发展的影响及作用机制。研究显示：数字普惠金融能有效推动农业高质量发展进程，并且这种推动作用在多重稳健性检验下依旧显著；异质性分析表明，相较于东部地区，数字普惠金融对中西部地区农业高质量发展的推动作用更为明显；作用机制分析发现，数字普惠金融可以通过促进农地流转而间接推动农业高质量发展；另外，数字普惠金融对农业高质量发展的影响存在双重门槛，即随着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水平逐步跨越两道“门槛”，其对农业高质量发展的推动作用呈现出边际递增特征。据此，提出加快数字普惠金融发展进程、完善农村土地流转政策以及加速区域之间协同发展步伐等政策建议，助力农业高质量发展。
基于资源保存理论，探讨了企业—工会关系对员工创新行为的影响，并考察了心理资本在企业—工会关系与员工创新行为之间的中介作用以及情绪智力的调节作用。对294份员工样本数据进行分析的结果表明：企业—工会关系显著促进员工创新行为；心理资本在企业—工会关系与员工创新行为间起中介作用；情绪智力不仅正向调节心理资本与员工创新行为间的正向关系，还强化了心理资本在企业—工会关系与员工创新行为之间的中介作用，这表明高情绪智力的员工能够更有效地感知和利用企业—工会关系所提供的心理资源，并将其最大限度地转化为员工创新行为。研究结果既为企业提升员工创新行为提供了一条新的途径，又为增强企业—工会合作、构建和谐劳资关系提供了理论支持。
时间观一直是组织研究的重要主题，而家族企业的独特特征为组织时间观研究提供了广阔空间。近年来，以长期导向为概念的家族企业时间观研究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并取得诸多研究成果，因而及时对国内外家族企业时间观及长期导向研究的最新成果进行系统性梳理与分析就显得尤为重要。基于时间观，对家族企业的时间相关概念及其演进进行了系统的梳理，并对家族企业长期导向的构念界定、形成机制、影响因素进一步分析，同时结合Citespace文献分析方法对近15年家族企业长期导向的研究现状及研究主题进行了分析，总结了当前家族企业长期导向的四大研究主题。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提出该领域未来的研究方向，以期更好地帮助研究学者们在未来深入开展家族企业时间观研究。
当前，我国的反腐败斗争形势依然严峻复杂，需要构建联防联控的综合治理体系来扎紧织密制度的笼子。以内部控制和业绩考核两项制度为研究视角，利用2009年《中央企业负责人经营业绩考核暂行办法》的发布为外生冲击，采用双重差分法与分组检验程序，就二者构成的制度系统对高管隐性腐败是否能够发挥综合治理效应这一问题，分别从“互补性”与“效率性”两个维度进行检验。研究发现，两项制度对高管隐性腐败的防治具有双向补充效应，且不存在部分替代关系引发的效率性损失；进一步发现，业绩考核制度的变化带来了隐性腐败程度的降低，但内部控制在其中并没有表现出中介效应或遮盖效应，说明二项制度之间不存在程序上的互补替代关系；区分五要素发现，内部控制促进业绩考核制度防治隐性腐败的关键在于内部环境和内部监督，而不包括控制活动；最后，考虑制度环境的影响，发现综合治理在产权保护强与法律执行强的地区具有长期效果，而在产权保护弱与法律执行弱的地区不具有持续性。
工作和家庭的双重压力导致员工的工作幸福感匮乏，并对组织发展产生重要影响，进而引发组织及管理者思考如何平衡员工的工作—家庭关系以提升其工作幸福感。以1308份问卷为样本，基于资源保存理论和社会认同理论，纳入工作—家庭中心性和工作—家庭增益探究家庭支持型主管行为对员工工作幸福感的影响机理，并探讨其性别差异。研究表明，家庭支持型主管行为使员工产生工作—家庭增益，进而提升其工作幸福感；工作对家庭的增益比家庭对工作的增益能够更显著提升女性的工作幸福感；员工的工作—家庭中心性不同，工作对家庭的增益提升工作幸福感的程度存在显著差异，尤其在女性中体现得更明显，但家庭对工作的增益与工作幸福感之间的关系不会受到明显影响。研究结论响应了从工作—家庭相互促进的视角研究家庭支持型主管行为对员工工作幸福感的影响机理，并进一步探究其性别差异，深化与扩展了工作幸福感影响机理的研究，对组织采取措施提升员工工作幸福感，保障组织可持续发展有指导价值。
<正>高等教育是高素质人才培养的根本途径,涉及高校工作的多个方面,但其根本在于育人,而育人的主渠道是课堂教学,因此提升课堂教学质量是提高高等教育质量的关键。课堂教学质量不仅受到国家教育方针政策及社会大环境的影响,也受到学校内部氛围的影响,其提升需要学校师生及社会各界的共同努力,是一个系统工程。